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吗？…… 3.德谟克拉西的异采 德谟克拉西……这不是由人们对人们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吗？ ……我们至此算是……点明西方化各种异采之一本源泉是在向前要求的态度了。
他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生活样法（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本来是没错的。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比较活动亦然：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比较主体，即赋予了比较主体以新的主体性。作为存在的比较 比较是学术界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以至世界学界相继出现了诸如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或文化比较等学科。[39] 在诠释活动中，解释者获得了新的主体性，经典也获得了新的客观性意义这个理论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它对于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差等之爱的自然倾向、而寻求一体之仁的正义原则，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智与智慧，我们明白差等之爱会导致利益冲突、而不利于群体生存。
[③] 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本文要讨论的世界性的儒学（worldwide Confucianism）乃指这样一种理论：在共时性上和历时性上都不与任何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捆绑在一起，而是成为一种普适性的（universal）思想。综上所述，墨学普世化，有待于墨学的大乘化或曰建构大乘墨学，从学术方法论和学术范式上考量，可目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comparative theology）而非止于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思想实验，例如以墨学义理来介入宗教对话、全球伦理——即墨学的大乘化。
儒家在近代虽然经过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式微，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活体还是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而墨家自汉代中绝之后只是死掉的文本——《墨子》，而没有活的传统，因之被人们认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普世诸宗教文明的对话，并能对其有所贡献。比之儒家，墨家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基督教有更多可比性，似更适宜作为代表参与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事实上民国以来，教会内外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或者基督教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他们发现墨家无论从建制上、思想上、义理上和科技成就上，都与西学最接近，故又发展出西学墨源说以及墨教耶源说， 形成了耶墨比较的风潮。在宗教层面，耶回犹太天主等外方宗教而今也拥有广大的信众，亦极大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以佛道和民间信仰为主的宗教版图。
文化大革命籍摧毁宗族共同体而清除了儒家价值观在民间赖以生存的土壤。汉语学界相关宗教比较的议题，历多以儒耶对话、儒佛对话、儒回对话为主。
五四新文化运动籍民主与科学罢黜了孔子圣人素王的权威。其又以天志为纲，奉行兼爱，则比之儒家推恩式的泛爱，更接近基督教突破五伦的博爱了。我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同时兼爱考量人性，预设自爱和爱亲族，只是要求爱利他们的时候不损害别人。
近代以来，在文化层面上苏俄的马恩列及西方的自由主义相继传入中国，已经融入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性格的一部分。这10年来崛起的本土思想学派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比如姚中秋先生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先生的儒教公民宗教说、刘海波先生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先生的化马归儒等等，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这里还涉及到治新墨学及新子学的学者，对于儒家言说传统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先秦至清末，还是民国以降，中国哪一派的知识分子在探讨文化的更新与转进上，都脱离不了儒家的言说传统。
可以说他们的治学路径和言说方法已经溢出了儒学领域的范畴，为政治哲学和法学提供了新的角度。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
这种情况必然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即儒化、胶着和消亡，对应物分别为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儒学复兴又是官方借儒家思想来填补主流意识形态淡弱后的国民精神空缺。
然而我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似乎更充要地包含了儒家金律的消极无伤害原则又规避了基督教金律的潜隐地强加于人，能够为全球伦理黄金律提出儒耶之外的第三种进路。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要考虑在脱离了儒家言说传统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属于自己学派价值观和民间实体。第四，墨学能够充实国学体系。所以当代新墨家要在古之道术的基础上重新收复思想界、知识界的失地，甚至构建一种相关当代性的本土思想学派，就不能不直面儒家言说传统。当然，自五四以来到文革，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崇法抑儒批林批孔等文化激进主义。（按：本文系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于饶宗颐国学院普适价值再思论坛演讲《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当代墨学复兴运动》中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加，略有删改，由作者授权使用。
以上这些都是合汇于国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故国学不该局限于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其次，墨学能够参与宗教对话。
及至之后，则有儒释道三家合流。比如墨家兼爱应用到当下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可以有几个非常积极的面向：（1）兼爱是本质的爱，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鼓励人爱人利人。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此其时也。建立于社会的共同规则（底线共义）上，处在流动的关系变化中，使得处境的问题处境解决。
其表现不但在周初诸子百家对公共文本的诠释上，更表现在独尊儒术之后诸子学处理公共文本的方法论上事实上民国以来，教会内外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或者基督教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他们发现墨家无论从建制上、思想上、义理上和科技成就上，都与西学最接近，故又发展出西学墨源说以及墨教耶源说， 形成了耶墨比较的风潮。故就文化传统内部而言，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要模式的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态，已经差不多将诸子百家的异质性化合为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的同一性。汉语学界相关宗教比较的议题，历多以儒耶对话、儒佛对话、儒回对话为主。
在明显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学派里面，怎么可能找到保守主义？恐怕只能找到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要考虑在脱离了儒家言说传统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属于自己学派价值观和民间实体。
第三，墨学能贡献于民主。过往关于墨学的伦理学探讨大多局限在中学范畴，无法像儒学或者基督教神学一样提供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性的伦理学维度。
然而我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似乎更充要地包含了儒家金律的消极无伤害原则又规避了基督教金律的潜隐地强加于人，能够为全球伦理黄金律提出儒耶之外的第三种进路。如此限制了墨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墨学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下降为仅仅是地域性的伦理。
儒家言说传统，就是中国当代学术要更新转进必须面对的一个无可逃避的灵。这里还涉及到治新墨学及新子学的学者，对于儒家言说传统的态度。以上这些都是合汇于国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故国学不该局限于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既讲求主观善念，也重视实践果效（义利重一，志功为辩）——墨家的兼爱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走向超血亲伦理的维度，在群己施受（对自己）、血亲情理（对家人）、利他主义（对陌生他者）三个伦理维次所展示的从文本到伦理的普遍适用性，均可为全球伦理在构建人伦维度之底线共义上扩展充分的可能性与限度。
这些全部体现了全球伦理黄金律的要求。在全球伦理的元问题——也就是黄金律上，汉语学界常规上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金律）与耶稣的（如果）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基督教金律）相提并论，皆被作为具有世界级文化重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底线共义和普世通则，前者是消极而肯定式的，后者是积极而否定式。
比之儒家，墨家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基督教有更多可比性，似更适宜作为代表参与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论到外方宗教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也多以儒家为主，很少涉及墨家、墨学。
我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至汉初，即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